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陈嘉玲 北京报道
9月3日，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金融服务专题的主论坛“2023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演讲中提及了中国人口发展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新新常态。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常态，是供给侧的新常态。从去年开始，我国人口进入到一个新常态——人口负增长、65岁以上人口占比也超过14%，这一定会赋予经济发展新常态新的内容，所以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新新常态。”蔡昉认为，我们应该应对供给侧营造一个“创造性破坏”的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应该认识到传统宏观经济刺激手段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同时仍需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体制改革。
在蔡昉看来，中国经济发展新新常态从宏观、微观角度可以看到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总人口负增长，劳动人口加快减少。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生产率改善速度放慢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使得中国潜在增长能力进一步下降，比原来预计的还会下降。但即使下降了，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仍然能够满足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
第二，需求侧越来越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蔡昉认为，真正的约束在于第二个特点。“我们的潜在能力是可以达到的，但如果需求侧不支撑，可能实现不了增长潜力。人口就是消费者，人口负增长，消费人数也就负增长，加上人口老龄化，消费能力、消费意愿都弱化，因此未来需求侧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这是一个影响我们宏观经济，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影响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第三，从劳动力市场上看，一方面劳动力短缺，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在下降；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压力越来越大。对此，蔡昉分析认为有这么几方面原因：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对劳动者的挑剔性也提高了。二是技术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对新的技能要求非常高，现有主要的劳动群体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技能的新需求。比如农村转移劳动力、准备延迟退休年龄的大龄劳动力、各级各类毕业生以及转岗重新上岗的低技能人员，他们的技能不符合雇主需要，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变革的需要，因此越来越多的摩擦和结构性冲突。三是中国越来越依靠消费驱动，但同时消费驱动的力量趋于减缓。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变慢将使得消费预期下降，就业结构性的困难加大也使得居民消费意愿趋于保守；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的效应下，中国老年人消费意愿弱、能力弱。
对此，蔡昉提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是，应对供给侧，应该营造一个创造性破坏的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蔡昉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和创新驱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在每个领域、每个行业、每家企业同步发生，也不是大家一起提高，而是通过“创造性破坏”，让那些没有竞争力的退出去，让有竞争力的生存下去，这样整体生产率才能得到提高。因此，创造这样一个环境至关重要。
二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宏观经济刺激手段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举个例子，当前青年就业是一个大的困难，青年就业70%都是第三产业，而我们传统的刺激针对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建等大项目，这些不仅创造不了太多岗位，创造出的岗位也不适应青年群体，因此不能产生乘数效应和起到宏观经济反周期的作用。
“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改革红利。户籍制度改革不只是涉及农民工，城市中接近40%的人，户口不在所居住的乡、镇、街道，这将影响他们的就业、消费意愿、安家立业和生育意愿。”蔡昉最后强调，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制度改革仍然需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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