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日，江苏南京寻亲会，一位90多岁的宜兴老人在寻找1959年左右送走的儿子。丁焕新 摄
这本日历跟了吴南生十几年，这一页记录了他遗弃弟弟的日子。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七月，高塍镇进入盛夏。乡下家家都住在河边，河水透亮，藻荇青青。
风一过，墨一样的大荷叶子密密一卷。一派江南水乡的风貌。
镇子南部高遥村，吴南生已经老了，他75岁，皱纹几乎占领了他面庞上每寸肌肤。
他的晚年只剩下了两件事，一是侍弄地里的葡萄，二是寻找被丢弃的弟弟闰生。
年纪渐长，失去亲人的遗憾如同上涨的河水，将他渐渐淹没。
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江南地区大饥荒。有五万幼子像吴闰生一样，被父母遗弃，送到陌生的北方城市长大。他们被统称为“江南弃儿”。
如今富饶的宜兴市高塍镇，当年是饿殍遍野的重灾区。
史料记载，仅1960年，高塍公社就有数百人死亡，相当数量的家庭绝后、绝户。
几乎高塍的每个村庄，都有家庭弃婴。
弃婴
只要见到和寻亲扯上关系的人，不管是寻亲志愿者，还是记者，吴南生总要拿出那本万年历。
它就躺在他的裤子口袋里，一小本，被翻得都是褶皱。
翻到1960年农历二月初一，吴南生指给人看。他在这个日子上画下一个黑圈，划了好几道。
“那个天，好冷啊。”好像有什么在心里顶着他，逢人就要说起。
他记忆里的那天，是铁一样寒灰的天色，酿着一场大雪。呼一口气，都是白雾。
他饿着肚子，抱着三岁的弟弟吴闰生走了十多里地，把他扔在宜兴百货公司门口。这是母亲的决定，这么做，是为了让小闰生活下去。
“你在这儿呆着，我马上就回来。”弟弟也饿得奄奄一息，说好。
这是兄弟俩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时，吴南生19岁，今年他75岁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已经参加过不下十次寻亲会，也曾多次派弟弟妹妹北上寻找。
但人海茫茫，一别半个世纪，他们再没见过。
没有人统计过，现在的高塍镇、以前的高塍公社，到底有多少弃儿被送出。
但历史记载，仅1960年上半年，宜兴县弃婴就达500人。一位已故的公社干部曾回忆，宜兴的近半弃婴都来自高塍公社。
宜兴寻亲志愿者吕顺芳最深刻的记忆是，几年前在宜兴举办寻亲大会，寻孩子的人报上老家，也几乎有一半都是高塍。
去高塍的村里宣传寻亲，一传十，十传百，四处都是白发苍苍的老翁老妪围上来。
7月中旬，剥洋葱在高塍镇朱家渎村见到了95岁的蒋爱珍，她几乎已经忘了这辈子所有的事，却还清晰记得被送出去的小女儿朱盘娣。
那两年，她靠着红薯藤果腹，没奶水，小女儿整天趴着，奄奄一息，就像一块破布粘在床上。
1960年秋天，邻居一家七口，两个孩子，悉数饿死在家。她从窗子里往里头探，他们躺在床上、趴在地上、软绵绵扑在门坎上，全没了气息。看得她眼泪直流。
这刺激了她，一咬牙，决定把女儿送到上海。
她的女儿，与五万主动或被动失去亲人的幼儿一起，成了“江南弃儿”。
送走那天，接收的人家给孩子吃了雪白的年糕，她大口咬着，蒋爱珍高兴得很。
关于女儿，蒋爱珍说得最多的是熬整夜给她做兔头帽、虎头鞋。在农村，这些都是对娃的金贵。
“不是不爱孩子，要活命啊。”她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见就要哭出来。
饥饿
高塍镇这些如今在寻亲的父母兄姐，经历过大饥荒，都有些怪癖。
吴南生的后半生，有一样东西再也没吃过。那就是苜蓿。不仅他不吃，很多村民也不吃。
苜蓿，在高塍被称为草头或红花菜，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新鲜的苜蓿，咬在嘴里是苦涩的鲜味儿，但在大饥荒时，是难得的美味。
村民们还记得，在困难时期，每天天刚擦亮，田里已到处是抢着掐苜蓿芽的人。人们如同羊群，刨开地面上的土疙瘩，掐下苜蓿芽就往嘴里塞，嚼得牙都绿了。
吃了大量粗糙的苜蓿，大量硝酸盐进入肠道，不少人染上青紫病。
朱家渎村村民蒋爱珍的怪癖则是屯粮。
大饥荒过去，大多数年份都是好年景。但她还是习惯把所有粮食都屯起来，宁愿放在谷仓里沤烂，也不愿意拉出去卖掉。
她的长女朱君娣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那是母亲一种下意识的心理补偿。“没饿过，体会不到那种恐惧。”
隔了半个世纪，吴南生依然记得饥饿的感觉——烧灼感在胃里快速滋生、集结，蔓延到全身，步步紧逼，折磨着每一个器官，每一寸肌肤。
这种感觉是从1959年春天开始的。最初，公社食堂还能供应稀饭，夏天开始喝米糊糊，冬天就变成了清汤。隆冬，食堂里的粮食见底了。
这年虽然并未高产，但也不算歉收。地里收了东西，粮仓却空了。新收的稻子呢?人们回忆，都被大队拉走，交到公社了。
如今的江苏省档案馆，还收藏着1960年江苏省委特派工作组在宜兴的调查报告。通过这些报告，可以打捞一些当年的历史。
报告显示，1959年高塍公社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少了700万斤，粮食征购却增加了360万斤。
平均下来，公社每人全年口粮只有167斤，其中还包括萝卜折算粮食16斤。全公社31个大队，有9个大队在11月份就断粮了。
当时，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称“三面红旗”。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召下，各地逐渐加码，谎报高产指标。
宜兴县1959年的真实粮食产量是4.8亿斤,但县委上报了7.1亿斤。
高塍公社上堡大队的书记就是虚报产量的典型案例，上级来检查时，他把上一年的稻壳铺在下面，稻子堆在上面，造成高产假象。
最后，这个大队因粮食多数上交，多人饿死，书记也因此被枪毙。
牺牲
艰难时日里，饥饿几乎可以摧毁人的一切意志，唯一剩下的，就是求生欲。
对于吴南生的六口之家来说，1959年冬天，意味着舍弃与牺牲。
隆冬时节，每人每天只剩下二两的口粮了。一勺饭，只见着汤，孤零零两粒米。父母还被要求下地劳动。这个家庭已经完全无法支撑了。
父亲决定带着二儿子、小女儿去粮食相对充裕的江西逃荒，母亲则带着长子吴南生、幼子吴闰生留守。
此时的留守，在他们心里约等于饿死。他们做了永别的准备。
“父亲说，实在是带不走全家人了。我们三个牺牲，他们三个出去逃命。”
公社里外逃的人不在少数，根据江苏省委干部杨大德的记录，1959年冬天，整个宜兴县外逃人数为6000人。
逃出去，也不是一件容易事。1959年3月，上级下发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称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制止农民外逃，并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一个深夜，母亲为父子三人打包好行李，分了家里一半的粮食给他们带上。他们走小路，避开查岗的大队干部，往江西方向逃去。
离别时，吴南生母亲反复叮嘱丈夫，他们三人，一定要活下来。
离吴南生家十公里，11岁的吕顺芳和她的弟弟妹妹竞争着被送出的机会。
她总是听大人们说，“去上海，有饭吃。”
母亲打算把两岁的妹妹送到上海时，她几乎跳起来，哭着哀求，把我送掉吧，让我去吃饱饭。
他的弟弟听到了，同样哀求。并承诺，吃饱了饭，长大了，肯定会找回来。
“不是不留恋母亲，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要吃饱饭啊。”她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在宜兴巡视时，江苏省委农村部的干部孙海光在报告中写道，他听到一些社员谈到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期间饿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
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了两个人，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死的人多了，埋葬时稻草也不包。
孙海光在报告的最后说，“人口外流、疾病、死亡、弃婴是大量的”。
墓群
半个世纪过去，经历过大饥荒的人们都老了。
大跃进时光秃秃的地表，早已覆盖上了草木，夏季的高塍乡间，是弥望的稻田。
新的房子、村庄和家庭已经建成，人的生活也是这样。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高遥村东头的一片平地，地里稀稀拉拉地立着几个坟头。这里曾集中埋葬大饥荒中死去的人们，后来土地被推平，地下的骸骨却还在。
吴南生选择留守的母亲，也埋在这里。
她没有捱过1960年的春天。小儿子被送走后的第三天，她死了，时年42岁。
二月春寒料峭，苜蓿已经开始一茬茬往外拱。光秃秃的土地褪了一层绿。
吴南生想着去挖苜蓿饱腹，母亲却已吃不下任何东西了。
他还记得，母亲是如何躺在破砖房里，慢慢死去的：她头发开始脱落，牙龈开始流血，眼睛不能见强光，站着会头晕，蹲下就站不起来。她的皮肤，像湿润的面团，一个指头摁下去，就是一个凹洞，半天弹不回来。
像其他人一样，她死得悄无声息。
接到死讯后，吴南生从学校赶回家里，找了几个人帮忙，把床板钉了一副破棺材。下葬时，他最后把手探进棺材，用手背在她脸上慢慢滑了一下。算是告别。
没有仪式，没有培土立碑，就这样草草埋在大队的旱地里。
也没有亲人邻里来哀悼，所有人都在生死线上挣扎。“没有办法，只能忍受。”他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根据江苏省委赴宜兴工作组的报告，这一年高塍公社全年非正常死亡334人。所谓非正常死亡，大多是指饿死，或死于饥饿引发的浮肿病、消瘦病、青紫病。
吴南生母亲是这334分之一。
年年清明，吴南生都要带上香蜡纸钱，来祭拜早逝的母亲。提着篮子往那儿去的都是老人们，气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拔草、扫墓、焚香、跪拜、烧纸。
他们很少交谈，但在眼光接触时，沉默中仿佛交换了一组密码——他们能认清彼此，都曾在大饥荒中失去亲人。
弃儿是另一种方式的失去。
上世纪80年代，年景开始好转。遗弃孩子的父母、兄姐，开始寻找当年的弃儿。
1995年，父亲弥留之际，心心念念找回抛弃的小儿子。
吴南生接过寻亲接力棒，从此没有缺席过一次寻亲会。
那五万送到北方的“江南弃儿”，也在90年代之后南下寻亲。
只是半个世纪过去，至今仍只有300多对亲人成功。
每到炎夏，吴南生总想起当时自己从荷塘里挖来鲜莲藕，拿根筷子，扎在藕眼里递给弟弟吃。他一双小手举着，藕丝拉得老长。
茫茫人海中，父母仍在寻找子女，兄弟仍在寻找兄弟。
